中国药品制造发展简史
发布时间：
2024-07-16
广药集团旗下的白云山有两个拳头产品；一个是让人凉下来的王老吉，另一个是让人欲火焚身的金戈，金戈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别称叫伟哥。
王老吉虽然在饮料行业稳稳的第一梯队，但对于壮阳药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掉链子的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金戈和大A一样，关键时刻挺不起头来。为了改变中国男人不行的偏见，白云山直接干了票大的。请了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穆拉德为金戈代言。
学界顶流代言中国的壮阳药，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能出现。
白云山之所以请穆拉德的原因除了其是诺贝尔奖得主以外，穆拉德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喜闻乐见的称号那就是伟哥之父。穆拉德在研究一种新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机理时，无意中发现了“西地那非”（Sildenafil）这款药的特殊功效，也就是后来风靡全世界的“伟哥”（Viagra）
在伟哥之父的加持下，白云山的金戈终于大放异彩。虽然和辉瑞的竞品比还差点意思，但胜在符合中国国情，上市第一年就卖了7个亿，
白云山和辉瑞两个伟哥的差别，其实是仿制药与创新药的区别。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药品都可以分为原料药、仿制药和创新药。创新药投入多、风险大、利润高，但是技术和专利双重卡脖子，但疗效也是最新最好的。仿制药是创新药的专利过期后，在安全和疗效上差不多的、价格低廉的仿制品，原料药顾名思义，即药品原料，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中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直是原料药大国。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钟南山说我们国家虽然有这么多药，但基本没有药物能跟创新药疗效相同的。中国在创新药上一直落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我们的好邻居印度。
造成中国在创新药上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差距背后其实是市场话语权的问题。工业革命加上两次世界大战释放了巨大的药品需求，美国借着机会迅速成了制药领域霸主，早在上个世界7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生物制药体系，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是以赤脚医生在山上挖草药的模式为主。
所以，当中国开始生产创新药时，相关领域的专利和标准早就被美国垄断了。中国产的药品连包装怎么设计，说明书怎么叠，都得听美国的。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经常因为买不到非常常见的药品给政府写信，当时还是工人当家做主的年代，这种案例一多，很容易带来一场运动式改革。当时，借着政府部门改革的契机，原本有些许雏形的药品产地开始加速发展了。以抗生素为主的东北、产维生素的华北、以及做解热镇痛类药物的山东快速形成中国三大原料药的半壁江山。
而从原料药到药品，中间还差一道制作的工序，药品成分虽然都写在了说明书里，但药品的制作过程是严格保密的。换句话说，高考的知识点都在教科书里，但看了教科书不代表就能上清华。
改革开放后，全球低端制造业大转移，中国成为最大的承接方之一，除了电子产业以外，药品的制造也开始向中国转移。于是，在刚才说的抗生素、维生素和镇痛类药物成了中国出口最多药品，因为这三类药有一个共同的药效，那就是都能治感冒。
这一阶段总结下来就是，中国集中式发展正好遇上全球低端产业转移，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感冒药生产国。而从原料药到创新药之间最重要的制作工艺，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积累。
前面说的到的国产壮阳药吃了依然不能重振雄风的原因是国内制药工艺不行的结果。
工业上的的差距，反映到老百姓这里就是无药可用。很多人在一些小病上能忍就忍，一但拖成大病后，往往只能靠药神从印度带仿制药，而一些没有渠道的，就只能自我实验用原料药自己制作药品。
南方周末在2016年刊登了一则报道：国内有很大一群人，或因为国内买不到或者吃不起成品药，他们自己动手买原料药，按照自制的《装药指南合集》配着吃，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医药学家。但这样的药真的能吃吗？运气好的缓解一下症状，运气不好的直接人就吃没了。
事实上，中国的仿制药和创新药的升级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窗口期，只是和汽车产业一样，在生物制药的产业升级之路上，中国却不可避免的走了一些弯路。
改革开放后，药厂经营许可权由国家下放到了各个省市，地方上出现了“要想当县长，先办好药厂”的解放思想的口号。用力过猛自然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
当时药品供应的所谓的多不仅体现在供给侧，也体现在使用端。药厂只负责生产药品，但决定病人用多少药的是医生。当时和药厂经营权下放同时发生的还有卫生部提出的的医疗市场化，这直接打开了“以药养医”的潘多拉魔盒。
因为药品的提成比例是固定的，再加上中国产的廉价的药品长期形成的效果的不好的印象，导致当时医生开药价格是越高越好，数量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无论大病小病，去医院开的药都得用麻袋装。
2003年非典前后，恰好也是中国老百姓求医问药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全民医保尚未开闸，以药养医层出不穷，看病难看病贵隔三岔五上新闻，各种天价医疗事件见诸报端。
2005年8月，一个75岁的老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结果搞出了一个惊动中纪委和卫生部的大新闻：两个月交了139万医疗费，人还嘎了。收费单上出现一天输了106瓶生理盐水和20瓶葡萄糖。最终故事以财务贪污被判死刑、院长书记撤职收尾。
同一时期，中国的医改开始渐渐有起色了，经过十多年的医改，中国医药行业的乱像开始渐渐被控制了。2014年的时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两任司长、两任副司长，外加一名副巡视员，在短短几个月一起被查。落马的这五位官员都管过药品价格相关事情，那几年也正是药价虚高、回扣泛滥最严重的时期。
2012年到2016年的4年间，全球共有600多种创新药专利到期，本来应该是国产仿制药赶英超美最好的时期，但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医药公司比拼的是谁进医院早，谁能向发改委要一个高价，谁和医生的矫情深。给医生送两个美女医药代表就能赚钱，谁还辛苦去研发。
那段时间， A股销售费用占比排行第一名的长期是国内制药企业，而当时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比只有百分之一，全中国药企研发费用加起来不到全球TOP10当中的任何一家的多。
2015年之后国家药监局改革成为了中国医药行业的一道分水岭。当时国家药监局开展了一系列药审改革，基本参考了成熟医药大国的审批模式不仅给高风险、高投入的创新药提供一个良好的审批环境，同时通过医保谈判来定向分配仿制药的利润。
当时有专业认识曾提议直接弯道超车跨过仿制药，像搞原子弹一样专门搞创新药？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并不能，这其中存在一个资源供给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医疗需求是无限的，比如说你平时只有3分钟，但是吃了药可能到5分钟，但是你希望10分钟，2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所以这个需求是无限的。
所以如果要让所有病人都用上最新最好创新药，没有任何国家负担得起，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全民医保的国家更是承担不起。所以各个国家的通常做法都是政府严格控制仿制药利润，同时给创新药一个自主定价空间，这样大家都能吃到低价药的同时，药企也愿意花精力投入。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医保强大的话语权，既能够把仿制药的价格打下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医疗需求，同时又能留出一部分高价值的市场空间，让创新药企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研发。
药监局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传到资本市场的耳朵里的却是做仿制药只能在医保体系下赚10%的利润。而做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不但能赚钱，而且企业市值也水涨船高。2017年以来，只要医保谈判医药板块就开始大跌。
资本不愿意投资的背后，是仿制药没有一个好的土壤发展。在中国，很多领域的彻底改变，需要领导的殷切关怀，需要高层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倒逼”。对半导体来说，这个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仿制药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疫情。
说到仿制药，永远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国家是我们的邻居印度。有印度铁娘子之称的英迪拉·甘地面对万千嗷嗷待哺的病人，她很快在医疗这一块找到了突破口，甘地认为对很多药品来说，卡脖子的不是技术而是专利。接着印度就直接掀桌子修改了印度专利法，规定全球各地的药品在印度没有专利保护，印度公司可以随意仿制，后来印度便成了世界药房。
到目前为止，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其中60%以上出口到欧美国家。在产业链角色上，中国罕见的扮演着印度仿制药的上游，源源不断的为印度仿制药提供原材料。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个局面。
2020年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封锁政策，这可把不少欧美国家急坏了。之前来自中国的药品原料已经因为疫情出现短缺，而这一次印度自己也大门紧闭，直接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用药格局。听说特朗普病急乱投医投资了做胶卷的柯达生产抗生素，后来证明没用。
疫情期间印度因为疫情原因工厂一直没办法开工，中国却很快走出阴影。2021年3月份，以浙江为主的特色原料药地区开启了一系列鼓励复工复产的行动，浙江本来就是国内原料药和制剂出口的主力军，到了5月前后，四家原料药企奥翔药业、昂利康、广生堂以及富祥药业，前后发融资扩产方案的公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码仿制药的市场。
当时海外疫情一直没办法控制，让国内的制造优势开始快速显现，和海外订单一起增长的还有国内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印度在被疫情封锁期间，也把长期积累的制药工业上的优势逐步让渡给了中国。
对中国来说，疫情其实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政策+机遇+资本三道春风同时吹向行业，让国产仿制药总算有了一个合适的生长土壤，但光有土壤不行，仿制药质量升级还需要技术和时间来灌溉。否则中国老百姓面临的，依然是原料药没用，仿制药没有，创新药买不起的窘境。
高价创新药决定了健康水平上限的想象空间，但廉价的仿制药才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基本盘。与其再拍100部《我不是药神》，都不如从根本上重视仿制药质量，重视基础制造业。只有这样，才能让药神真正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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