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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阅读九十年代

发布时间：

2024-08-31

“一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九十年代是长者的时代，一个城乡差距与融合并行，社会危机与机遇并存，自由与混乱同在的年代，它已然在不经意间塑造了个人生命历程。

1991年冬，村里进驻了社教工作队。工作队的队长是镇畜牧站的站长，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干部，队员里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有一晚上，他俩一起到了我家访贫问苦。大人在聊，小孩就在听。彼时，乡镇干部的作风是很扎实的。队长沉着稳重，说话少。小队员则喜欢发问，也负责记录。

1992年，南巡讲话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这个宏大事件对村子的影响，可能就是开启了“乱山”阶段。邻近广东的木材市场非常发达，设立了很多收购站。全村男女老少都在砍树卖。我们老师也是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回家砍树。村里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解决高压线问题，就允许村民“少批多砍”。

那时，“小康”是所有人的梦想。自从“乱山”后，村民的日子确实好过多了。村主任在一年一度的村民大会上宣布——其实就是村委会包场请大家看场电影，放电影之前村干部拿着话筒讲话，“我们村明年就可以实现小康”！

一些新式服装开始出现。村里的年轻人也穿西服、打领带，特别时髦。富裕家庭的小孩也穿上了西服和夹克衫，让人羡慕。有次，我跟我妈去赶集购置年货，我也想要一件夹克衫，但我妈囊中羞涩，买不起，还是给我买了一件普通上衣过年穿。

第二年（1993年），村干部被“一锅端”，下马的下马，进监狱的进监狱。小康梦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民在八十年代就从宁德的古田县引进食用菌技术，大家都种香菇，日子还是稳中有进，也可持续。但“乱山”过后，大家就发现，森林资源不可再生。食用菌产业也慢慢衰弱了。

1994年，我上初中。我们一个乡镇有两个初中，我们学校一个年级就有六个班，共两百多个同学。此时，学校也很乱。一些不学无术的学生和社会上的二流子经常在学校捣乱。学校专门雇了一个退伍军人做校警，见到捣乱同学就踢两脚，但收效甚微。

有一次，我得罪了邻班一位同学。某个晚自习时间，那位同学竟然叫了一个二流儿来班上教训我，我吓的躲起来。班主任梁老师刚大学毕业，很负责任，就和那个二流子交涉。结果，那个二流子揪着梁老师的衣领，很是嚣张。

我哥在上高中。他和一位家里有点势力的同学每天都要来班里看我，防止我被人打。

后来，我也不知道这事怎么过去的。反正我没被打。

梁老师肯定是受了委屈的。我现在每年回乡，都要去看看他。

初中要住校，大家都有一个搪瓷罐，每周回一次家，从家里带米和咸菜。我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经常无缘无故头晕。我二姐关心我，直到前两年还习惯性问我，会不会头晕？我参加工作很多年了才悟过来，其实这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

1995年左右，村里食用菌产业越来越不可持续，而砍树又不是长久之计。一批村民开始学着做生意，在集镇开店，到广东开拓市场卖香菇。有些成功了，有些也铩羽而归。

有些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我大姐去了厦门。结果，刚去的半年，在一个工厂里辛辛苦苦工作，最后工厂倒闭，老板跑路了，没拿到工钱。

这一年，戴军出了《阿莲》这首歌。这倒是很符合那个年代的特质，曲风很大众化，谁都可以唱一段，歌词极其直白。在之前的1993年和1994年，李春波发表了《小芳》和《一封家书》，有点民谣风，很有乡土味。

我大姐出去打工之前，几乎就是村里的“小芳”。很多小伙子给她写情书，明明是同村的，非要到隔壁广东去寄信。信寄到村里，大家都知道是情书，还被人拆了偷看。

不过，九十年代港台流行文化在农村流行，是“四大天王”的年代。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们镇的一个社会青年也来凑热闹，主持人介绍他是我们镇的歌星，留着歌手郭峰一样的头发，长长的，很是飘逸，唱的却是刘德华的歌。学生也追星，每位同学都有一个笔记本抄歌词。我也有一本，装模作样记一下。

我同桌姓钟，喜欢林志颖，特意把父母取的很土的名字改了，改成了“钟颖”，让我们按新名称呼他。

那段时间还流行交笔友。形式也特别简单，就写一封信，信封是“**中学**班**学号同学收”，对方竟然也热情回信。

学校来了实习老师，有一位女老师，特别漂亮，喜欢一身白，百衬衫、白裤子，她每次出现在操场，高中部的男生都在楼上吹口哨。我初一英语老师也很时髦，喜欢穿健身裤，一天要换三套衣服。但她是本地人，没有男生敢招惹她。

1996年，二姐也初中毕业了，跟着大姐去厦门打工。那年暑假，她们托人从厦门给我带回了两套运动服。那衣服和校服一样，特别耐穿。有一件我当睡衣穿了二十多年，舍不得扔，前两年搬家才被我妻子藏起来了，总之我是找不到了，很是遗憾。

校服真丑。我们学校的校服，男生是黄白相间，女生是红白相间，比筷子兄弟穿的校服还丑。不知是哪个同学开始的，把裤脚和衣角扎起来，这一打扮在学校流行开来。老师看不惯，却也没办法。

有段时间，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穿拖鞋，得穿凉鞋。但我们南方人，都喜欢穿拖鞋。梁老师有段时间还穿木屐来下晚自习，落地声很大，似乎也不在乎影响同学们学习。

1997年，我初中毕业上高中。初一初二我学习很一般，也没什么想法，就是那个该死的“双抢”让人敬畏。家里种双季稻，在农历六月的时候，得赶时间收割早稻和种晚稻，一般人家劳动力都不够用，小孩都得帮忙。因为害怕初中毕业后回家干农活，我就特别有升学欲。

年初的时候，伟人去世。学校把老师家的电视搬出来，我们都集中在篮球场上看追悼会直播。期间，有高年级的同学到处乱跑，校长很生气，说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初二升初三的那个暑假，别的同学都参加了复习班，但我边“双抢”边自己预习功课，初三开学测试，我成绩竟然很不错。整个初三，我学习特别刻苦，成绩在全年级一骑绝尘，学校的江湖之事，也和自己无关了，毕业如愿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我中考填志愿的时候，只填了高中，没填中专。我有不少成绩不错的同学上了中专，考的时候说是毕业有分配，但2000年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包分配了。同学们也只好和初中毕业的同学一样，出去打工了。

这就是人生。谁都没预料到历史的一点小插曲会对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很多年后，我做农村调查，还碰到不少当年的中师生上访要求政府给说法的。

这一年，村里农民税费负担达到历史顶点。农民除了要交各种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还要交集资款修路。幸亏，村民都不靠种田，也还受得了。而在别的农村地区，“三农”危机已经很是严重了。

1998年，大哥也到广州打工去了。他高中还没毕业就开始在家砍树、种香菇，腰骨还被大树压了，在家休息了半年时间。家里没出路，他就出去珠三角打工。他起初在广州音像城帮老板卖盗版碟子，工作很是踏实，但有次被稽查机关给抓了，也就离开了这行。

我上高中以后，一直没啥斗志，觉得上了重点高中，大学肯定有得上了，以后也有工作了，人生也没啥现实追求了。然而，正是对前途没啥想象，所以天天思考人生，很是郁闷。业余时间喜欢看路边摊的各种小说和杂七杂八的书，包括伤痕文学、各种“揭秘”读物、武侠小说等。后来才知道，那时的文化思想界，也是自由而混乱的时候。我文理科都比较均衡，高二会考差不多是全优。但因为喜欢读乱七八糟的书，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就选了文科。

1999年，我开始上高三，班主任王老师是名师。后来，有一部反映高考的纪录片《高三》，他就是其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我们那一届很差，学习成绩总是上不去。我觉得，主要还是怪学生，水平句那样。至少，我的日子挺逍遥的，还是沉寂在人生郁闷中，没把高三当回事。

我工作后去看王老师时，他对我都没啥印象了。但发现我竟然还不错，他也很是高兴。

这一年，美国轰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对我心理冲击还是挺大的。气愤，却又无可奈何。并且，从我记事起，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很近。